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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乳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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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6-03   来源:乳山网(乳山宣传网)   作者:于瑄
       次日,两路队伍会师乳山寨。正好,去海阳县城凤城打探消息的人来报,说海阳县知事张嗣源准备弃城而逃,县署乱作一团。于寿堂、于洲、张乃晨等人研究后当机立断,趁热打铁,抓住时机攻下这座被反动军阀统治的海阳县城。他们一方面以起义军的名义写信给县公署人员,正告他们要识时务,顺应革命大潮投降,一方面迅速集合队员几百人,于5月1日清晨顶着蒙蒙细雨直奔50多里路外的凤城。进军半路上,送信人匆匆赶来急报说:信送到了,但是县城的门岗不久便把四个城门关闭了。起义军士气正旺,坚持继续前进。
       这凤城是一座古老的县城,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在此建大嵩卫,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裁卫后在此设县治。北依凤山,南迎黄海,地势北高南低,东西又低于南北,如鸟舒翼,故名凤城。城垣砖砌,方圆8里,高约五米八,厚约四米半,护城河宽约两米四,深约3米,筑有四门。自古为海防要地,甚为坚固,易守难攻。
       当队伍开至凤城城东消气塂附近时,天已薄暮。此时大雨滂沱,城门紧闭。突然,城头上的军警向起义军密集射击。情况发生变化,城内军警已有准备,起义军又人疲枪少,看来攻城已无可能,只得暂时撤到岠嵎山,再做打算。
       在山上的岠嵎院寺庙里,起义军马上举行会议,大家找出攻城失利的原因是敌情不明,加上我们力量准备不够、作战方法方式不灵活等。决定继续扩大起义军力量,改变攻城方法。遂立即分头与海阳所宋潮文领导的渔民联合会和国民党牟平县地下组织负责人姜鸣卿等人取得联系,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同时又联络海阳城北部郭城区号称“革命别动队”的赵辅臣,争取他们的力量,共同攻打凤城。起义军与他们共同议定了进军时间、路线和方向地点等,约定赵辅臣的队伍攻城西,牟平来的队伍攻城东,起义军和渔民联合会队伍则由城北进攻,伺机占领城北的望石山阵地,迫使城里敌人投降。
       经过一番准备后,5月23日,天气晴朗,二次攻打海阳县城开始。按预订计划,牟平县来的杨方千、姜鸣卿、刘经三、倪夕渊、滕振芳等人分头集合了午极、石城、小疃、黄疃、峒岭、徐家、老鸦庄、邵家等四十余村的农民协会会员,经过一天一夜急行军,按时到达城东消气塂,很快占领城东离县城二三百米远的地方,构筑工事,向城东门发起进攻。起义军和渔民联合会队伍则从城东北进攻,他们争先恐后,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一鼓作气抢占凤城北面的望石山,居高临下,控制了全城的制高点。
       暴动队伍攻占了县城周围的消气塂、望石山及窑上等地,对凤城形成三面包围,并截断了水源,城里敌人极端恐慌。消息传出后,第二天,周围几十里地的群众蜂拥前来助战,一万余人把县城围得水泄不通。有的运来海防古炮,有的搬来抬杆枪。弹药不足,群众就把大批民间用的秤砣等搜集来当作土炮炮弹,还有大批群众自动送水送饭,慰劳起义军。大家都怀着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解放这座被贪官污吏盘踞多年的古城。可惜由于土炮射程太近,根本打不到城门楼上,那座古炮由于装药过猛,在使用中也爆炸了,有些人受了伤。钢枪虽然可以打到城门楼上,对敌人以严重威胁,但县城却无法很快攻下。加上起义军作战经验不足,更重要的是西路的赵辅臣竟然按兵不动,所以两天过去了,县城还是没有攻下,一时成为僵局。
       攻城正在激烈进行时,城里乱作一团,张知事更像热锅上的蚂蚁,也没有电话与外联系。就在刚才,警察所警佐来报,派人出南门去金口邮电局打电报求外援的人也被起义军捉住了,张知事更是恐慌万状。他想,虽然暂时起义军攻不进来,但是这阵势继续下去,城里更加人心惶惶,如果发生内乱里应外合,则后果不堪设想。正在焦急之时,他看到城西窑上村的赵辅臣部按兵不动,脑子里转来转去就想出一个办法。
        “只能这样了,这赵辅臣有奶就是娘,买通他,让他对付起义军,解围。”于是,他立即派人送信给起义军,说是“双方派人谈判,与起义军和平解决”,放出和谈空气,以麻痹起义军斗志。牟平县的参战队伍觉得县城久攻不下,自己也有伤亡,就轻信官府谎言,不愿再战,于第三天下午执意撤回,攻城队伍力量立时大减。
       而张知事同时派人密出西门与赵辅臣联系,允诺以一万元大洋和县警察所长的条件,使其倒戈向起义军进攻。
       这赵辅臣其实就是一土匪,狡猾非常,本来就是追名逐利梦想升官发财之辈。他看到城墙难攻,起义军武器也不行,就迟迟不动手,静以观战,企图最后渔利,起义军派人督促,他也是推诿不行动。正好城里官府和豪绅前来勾结,条件这么丰厚,他大喜过望,遂一口答应条件。于是,第三天下午,赵辅臣背信弃义,队伍调转枪口,从西向东直攻望石山起义军阵地。城内反动军阀官府的军警也趁机从南门而出转东向北,直攻消气塂起义军阵地。于洲他们得知真相,气得直跺脚,却也无办法。
       这样一来,农民起义军腹背受敌。经过激战,起义军损失严重,牺牲了一些人,还有的人被俘,多数被打散。起义军领导人遂决定分头撤回,从长计议。
       攻城失败了,功亏一篑。
       随后,反动势力一方面在城内大肆屠杀革命群众,抓捕10人,将其中4人的头砍下,挂在4个城门上示众;另一方面,派军警跟踪追击,到司马庄区各村搜捕农民协会负责人。由于各村已有戒备,设有武装岗哨,群众也已经转移,敌人只好放火、抢劫一番返回。
       反动军阀官府的残酷镇压暴行,更加激起了革命群众的反抗义愤,各村农民协会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命财产,争相建立武装组织,加强戒备,站岗放哨,制造土枪土炮、大刀长矛等武器,村村设拳房学习武术,准备自卫。为了巩固发展这种局面,于洲、张乃晨、于寿堂等人在岠嵎院举办青年和小学教员训练班,以加强对各村农民协会的革命教育和领导。
       此时全国军阀混战,局势很乱,县城里的敌人自己的前途尚且未卜,就更没有心思再来司马庄区捣乱了。攻打海阳县城虽然无果,但农民协会在司马庄区的影响却更大了,就连一些小劣绅也纠缠着央求加入农会,并主动捐款为农会制备武器。革命气氛在司马庄区越来越浓,有的村宣传动员妇女剪发、放足;有的村则拆庙拖神,破除迷信,兴善院的地主和尚,害怕被群众揪出来游街,主动缴出土地兴办学校;赤家口村的农会甚至列出了名单,准备平分地主、富户的土地。
       但不久,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漫延到境内,地主豪绅便勾结当地的“大刀会”“白旗会”等封建帮会组织向农民协会反扑过来。他们在各村野蛮进行打、砸、抢、烧,强迫农民协会的会员退出农会参加他们的组织,疯狂报复农民协会的骨干,任意绑架农民协会会员,罚款派劳役,修筑被农民协会拆毁的庙宇和塑像……农民协会会员的生命和财产遭到严重损失。1928年2月,赤家口村地主于心端勾结大刀会头子宋四坤,在赤家口南山杀害了耿文华等13位农民协会会员。一时间,封建反动势力的气焰甚嚣尘上,司马庄区一带农民协会会员在家乡已不能立足了,为了从长计议,大都跑到外地躲藏。于寿堂、于洲等人也被迫暂时秘密转移到海阳西乡小纪、发城、行村一带继续秘密组织农民协会,从事革命活动。
       暴动失败,地主豪绅反攻倒算,杀气腾腾,但是农民协会并没有被吓倒。在受到反动势力的猖狂进攻下,他们采取另一种斗争方式,即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向刚进驻胶东的奉系军阀刘珍年告发当地豪绅、地主、会匪残害群众的罪行。
       这刘珍年是河北省南宫县人,原奉系军阀张宗昌部下。1928年5月,张宗昌在蒋介石二次北伐中败北,刘珍年趁机把自称为“国民革命军胶东防御司令”的方永昌逼走,易帜投靠蒋介石,领得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一军的番号。8月进驻烟台后,又收编方永昌、张宗昌在胶东的残部和地方杂牌军,改编成5个师,组建11个民团大队,称霸胶东,与先后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的陈调元、韩复榘分庭抗礼,并下令扣押各地国民党员,解散其县党部。但刘珍年自知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不会受蒋信用,为了站稳脚跟,他欲借共产党的威信和力量训练部队,于是通过其胞弟刘锡九(1924年加入共产党,曾任刘珍年部政训部部长)专程到上海,代其向中共中央请求派干部支援。中共中央先后派曾希圣、李楚离、彭雪枫等30多名共产党员到刘部开展军运工作,对刘治军整武提高部队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但刘珍年终究是军阀,本性难移,到1929年底蒋介石下令“清共”后,刘珍年由“容共”转向反共,一大批共产党人被迫撤离烟台,有的还遭到逮捕和杀害——此乃后话,不再叙述。此时刘珍年为了笼络人心,稳定统治,扩大自己的势力,扩充兵员,在他的政治部的促进下,派兵到海阳东乡一带镇压大刀会等封建帮会组织,逮捕了个别大刀会匪首和地主和尚真福等人,并命令海阳县长在各区组织“保卫团”,维持秩序,防止大刀会再进行捣乱。如此一来,局势稍稳。
       在如此阶级斗争尖锐的时期,司马庄区群众集议推举于洲为保卫团副团长(团长石文轩是个贫困的失业旧警官,挂名而已),负责区保卫团的筹备工作,这充分说明农民协会在群众中还是有深刻影响和威信的。于洲立马回乡,借此机会公开武装农民协会会员,并提议每村选出骨干会员轮流到区上训练,实行亦兵亦农。此时保卫团有40多人,有钢枪30多支和5支手枪。保卫团的这些举动当然引起地主豪绅的恐慌和仇视。1929年冬天一个夜间,住在乳山寨西村的保卫团团部受到大刀会残余势力的袭击,一位姓石的同志(外号大老黑)被打死,反动恐怖谣言又在暗中流传。于洲等人经过调查核实,立即把赤家口的大刀会首、富农分子宋四坤和外号叫“黑傻子”的几个参与者抓获。经审查后研究决定,将宋四坤枪毙,其余教育释放。由于铲除了司马庄区几次动乱的祸根,群众情绪逐渐稳定下来。
       虽然这次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和反军阀统治的斗争,随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在全国的失败而失败,但是,它严重打击了当地的反动军阀统治和封建劣绅势力,显示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威力。它教育了群众,锻炼了群众,提高了群众的觉悟,为以后的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通过革命的实践锻炼,洒下了革命种子。后来,从事这次农民运动的很多人,如于洲、刘经三等人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境内的早期党员和党组织发起人。
       境内西南部的农民暴动刚告一段落,东北部的广大农民又因官府欺压太甚而官逼民反起大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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