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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乳山(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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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30   来源:乳山网(乳山宣传网)   作者:李宁
       第七章  勇闯虎穴张静源莱阳遇害  掩护同志刘经三身陷囹圄
  话说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后,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全国被白色恐怖笼罩。从1929年初至1932年底,中共山东省委先后9次遭国民党破坏,包括几任省委书记在内的数百名党的干部和普通党员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中共胶东特委书记张静源万万没有想到,1933年2月下旬,也即他接受任务东去胶东刚离开省委不久,山东省委又遭受重大破坏,省委书记任作民等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十分危急的关头,在中共中央未派人来山东的紧急情况下,省委秘书长张恩堂(张北华)挺身而出,组建临时省委并任书记。7月2日,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投敌,出卖党的机密和组织关系,使中共山东省委和各级组织遭到自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大破坏,造成自张恩堂以下全省300多名党员及革命群众落入敌人魔掌,各地方党组织亦遭破坏。此后中共中央与山东党组织失去联系达二三年之久,直到1936年4月,中共中央才派黎玉同志来恢复山东省委的工作。
    却说宋鸣时投敌后,乘各地尚不知其叛变之机,仍诈以省委组织部长身份到各地巡视,诱捕地方党的干部。这宋鸣时曾来过胶东到过牟平,所以刘经三很快就入了敌人的视线之中。
    1933年8月,国民党牟平县党部在县城邮政局查获了写给峒岭乡“陶子”的一封信,有人告密说写给“陶子”收的信件都是刘经三取走的(因刘经三妻子姓陶,所以刘经三在党内代号“陶子”)。由于本乡的邮政邮柜就是由刘经三经营的,所以他自然成为敌人秘密监视的主要对象。其实,随着党的工作的顺利开展,党组织的不断发展,刘经三经营的霄龙寺鸡鸭公司已经引起敌人的猜疑和注意了。于是,敌人决定要逮捕这个共产党人。
  幸喜,这消息被当时任牟平县政府教育科长、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成员的于振西得知,他本来就与刘经三关系极好,此时连忙给刘经三通了个电话,暗示他危险来临,千万小心,但由于是公用电话,不便详细说明情况。
  这天下午,刘经三正在霄龙寺鸡鸭公司院子里的蜂箱前收蜜,牟平县第十区公所(设在黄疃村)派人送来一封信,说瑞泉中学将要开学,政府十分重视,请董事长刘经三明日一早到区上开会,共商开学等事宜。由于此前有过于振西的提醒,所以刘经三不能贸然从事,经与侯岳西、李国屏一起研究后,大家一致认为,如果直接前去会很危险,不啻自投罗网;如果不去,正说明自己心虚,也不是个办法。侯岳西建议,让刘经三先到近村找个朋友家住下,再着人到区上探听情况,有无县里的人在那里,然后决定参加否。但刘经三觉得自己好歹也是个脸面人物,县政府不至于太难为他。他没有完全采纳大家的意见,还是只身前往区公所,但是仍然提高了警惕。当他来到区公所门外时,已感觉到情况异样,稍一犹豫,刚要进大门,被一个认识他的区丁扯了他一把,眼神手势向他示意有危险,上面来人要抓他。刘经三立马转身就跑,使敌人设圈套逮捕他的阴谋没有得逞。
    刘经三走后,侯岳西和李国屏分析,敌人还很有可能前来搜查,必须做好应变准备。于是,他们立即把油印机和枪支弹药等都做了转移隐藏。接着,侯岳西又把李国屏送到小侯家自己家中躲避。等到侯岳西最后只身返回霄龙寺时,已是午夜时分。他刚刚推门进屋,在那里守候多时的牟平县10多名武装警探,立即围住他进行盘问,杀气腾腾,翻箱倒柜搜查。由于事先已做好准备,最后敌人当然毫无所获,只得空手返回了。虽然没有造成损失,但是,这座存在了半年多的发挥了非常大作用的秘密联络站,从此也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霄龙寺地下联络站停用后,党组织又先后在合子、汤南场两村设立地下秘密联络站。汤南场联络站负责人是小学教师孙洪涛,他经刘经三和于得水介绍入党后,为了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党的工作,辞去了教师工作,以卖土布为名,进行党的联络工作,不幸于1937年2月6日被敌人逮捕杀害。
    因被敌人通缉,刘经三被迫暂时离开家乡,从此,他脱离家庭,在胶东各地专事革命工作。中共牟平县委即改由宋绍九(宋健华)任书记,于子聪、张连珠、侯岳西、李国屏、于俭业任委员。宋绍九是北刘伶庄村人,1911出生,家境富裕,8岁入冯家小学就读,因勤奋好学,历次考试皆名列前茅。步入青年后,适逢张宗昌督鲁,盘踞在胶东各地的国民党杂牌军强取豪夺,鱼肉百姓。他常聚同学好友于一堂,谈论时局,抨击时弊。1928年8月,参加了段成斋领导的冯家集农民暴动。1930年考入瑞泉中学,受学校进步师生影响,于1931年春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1932年10月10日由于子聪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回乡任本村小学校长,以教学为掩护,积极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33年9月初,为纪念“九一八事变”两周年,中共牟平县委决定借机进行一次大规模的革命宣传行动,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宋绍九自购一台油印机,印制了一大批八开纸大小红黄绿几种颜色的宣传品,主要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铲除汉奸卖国贼”“团结起来一致抗战,反对国民党打内战”“打倒土豪劣绅,消除苛捐杂税”等口号的标语传单,张贴目标主要是国民党区、乡公所大门上以及尽量多的村庄墙壁上。那一夜,宋绍九、于子聪、于克恭与刘忠、姜明安、高竞选、段乐香、冯义三、姜大、张连松等党员和进步群众,整整奔跑一夜,张贴数千张标语,甚至贴到了牟平县政府的大堂上和县长的宿舍外。这样一次广泛宣传,像震天动地的巨雷炸响在敌人面前,对广大群众却是一次振奋人心的鼓舞,扩大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震慑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
    这次行动,像捅了马蜂窝,引起敌人极大恐慌,国民党牟平县党部吓得赶快搬了家,反动军警连续几夜在交通要道设伏,想捉拿贴标语的人。由于宋绍九他们规定贴完标语以后,谁也不活动,敌人自然是一无所获。可是敌人不死心,加紧秘密排查以前就有激进言论和对抗举动的人,并对宋绍九、于子聪密切盯梢、跟踪。11月,宋绍九在水道小学被捕,于子聪在地口小学被捕,牟平县委遭到严重破坏。随后,张连珠挺身而出主持县委工作。
    国民党牟平县党部的“捕共专员”孙鉴堂,手段毒辣,蛇蝎心肠,对抓到的共产党人用尽酷刑。宋绍九的腿肚子被压破裂,昏死过去,因得不到治疗而蛆虫横溢;于子聪的双腿被打断,膝盖骨全碎了。但二人正气凛然,坚贞不屈,未泄露党的一点秘密。后被押送到济南判刑坐牢,敌人因拿不出足够的证据,难以裁决,最后将他们关押于“反省院”。直至全面抗战爆发,在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被迫无条件释放大批政治犯时,二人于1937年8月获释,出狱后立即参加地方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工作。宋绍九先后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一大队三中队政治指导员、辽东纵队后勤处政委、辽东军区后勤部兵工部部长兼政委、辽东军区后勤部政委、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第五分部政委、兵团后勤部政委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军区空军后勤部部长、空军一一二厂厂长、空军后勤部司令部参谋长,1980年11月在北京逝世。于子聪出狱后,是于克恭等人用抬筐从济南抬回来的。他拄着双拐杖带伤坚持工作,最后不得不躺在炕上与同志们谈工作。1938年3月,天福山起义后的“三军”第一大队大队长于得水西上蓬黄掖时,专门带了几个人绕路来看望于子聪这位令人敬佩的老党员。空有杀敌志,无奈腿不能行的于子聪,握着于得水的手,希望替他多杀几个鬼子。由于敌人的严重折磨损害了于子聪的健康,加上劳累过度,没有好的医疗条件,不幸于1938年4月逝世于归仁村。此乃后话,不再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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